“那你的动机是什么？”记者追着不放。眼镜片后，谢国忠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的神色，迟疑了几秒说——“把风险告诉他们，让老百姓们少亏点钱。”这回答简单直白得有些匪夷所思。

著名经济学家 谢国忠

“人们总觉得，我是要影响别人，要拿我的意见去影响有权力的人，要把股票价格打压下去，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不是这样的”

本刊记者 邹高 发自上海

明星经济学家，经济巫师， 汉奸，卖国贼，海外资本的代言人……

当中国的股市从天堂跌落地狱，全球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谢国忠这位昔日靠经济分析、预测谋生的投行分析师，现在依然以经济分析、预测安身立命的“独立”经济学家招来了如此之多、群起攻之的口诛笔伐。

在当下中国，这场论战似乎已超越一个仅仅是判断正确还是错误的经济命题。

谢国忠有一个外号——乌鸦嘴，因为他总是放出悲观的论调。据说，乌鸦能嗅出死亡或腐败的气味，并由此预言一个人的死和即将降临的灾难。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成了一种不吉祥的动物。

论争的背后

有海外背景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谢国忠先生并没有利用这种背景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相反却是利用自己的海外背景来为海外资本代言。

——《每日经济新闻》2008/4/10《中国股市要提防“谢国忠们”》

谢国忠自命“独立经济学家”，但他的身份并不“独立”，论述也并不“经济”，而是一个被愚钝外表和华丽经济学词藻包裹的“遏制中国股市的海外势力代言人”。

——《证券日报》2008/1/13头版，副总编董少鹏《美国公民谢国忠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

谢国忠不是最有害的。信了谢国忠唱空的乌鸦嘴，最坏不过是踏空，少赚点钱;听了XX天天唱多，搭上去的就是真金白银，甚至全部身家了。

——资深股民

自2008年4月起的一场空与多、“救市”与“不救市”论战，从早期的专家、学者和财经评论员在媒体上反击谢国忠，到如今蔓延、升级到财经媒体的精英们亲自上场，在各自的媒体平台上撰写评论文章，口诛笔伐。其中的多数批评，针对当事人的海外背景、国籍大做文章。

虽然将论争之起小部分归结于媒体热衷故事的八卦本质，但谢国忠还是抑制不住对论敌的愤怒。

“辩论首先是应该在逻辑的框架下。在中国，辩论不讲对还是不对，不讲是不是真理，而是先定性你是哪一派的，就跟武打小说里一样分门分派，你提出一个观点，别的人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就是讲一个故事。我为他们感到悲哀。”

谢国忠对自己的专业水准有着当然的骄傲和自信，他直接地表示了对那些反对他的专家学者们的某种不屑：

“我不知道学者是谁封的。我觉得，他们连好好的教育都没受过，没见过什么世面，不懂现代文明，还有就是民粹主义——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这可以解释他们的无知。这是一个悲剧。”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太强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去影响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所以人们总觉得，每种意见背后都有利益。人们也养成了思维定势。他们不知道也不关注，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而总是猜测着背后的阴谋。”

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曾和记者聊起过中国人阴谋论情结的缘起，话题源于当时的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

一位多年研究谢国忠报告的人士指出，谢国忠对美股、港股、台股的研究一直为人推崇，尽管在亚太地区一直有“空头总司令”的称号，但一直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也是各国政府的顾问。

“然而，他的这一套为何到了中国，却变成行不通呢？毕竟我们不能蒙着耳朵、闭着眼睛就去否定跟自己利益冲突的事情，相反地，我们应该理性地正视，了解他的言论背后代表的涵义，尊重人家的言论，甚至是不要把一种善意的提醒忽视了。”

在诸多讨伐谢国忠的言论中，“救市派”的财经评论家叶檀的评价较为中立——“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些固执，还有些许理想的人。”在历数了谢国忠预测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之后，她讥讽了金融领域中海归人士普遍的“半吊子情怀”——“很难有彻底的、明朗的见解，总是被内部独立见解与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异撕成两半。”

事实上，谢国忠的观点向来彻底明朗，坦率连贯，即使在留洋派精英中也是个“异类”。2006年爆发的“邮件门”事件中，谢的率性和敢于直言可见一斑。

谢国忠天生是个幸运儿，打小天资聪慧，一路行进在社会为选拔、培养精英铺就的狭窄上升通道上，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业内和社会的认可。或许人生太一帆风顺的缘故，常常地，谢国忠表现出的是个人主义的书生意气，那也是他一直所标榜的“独立和自由”。

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完全独立”，更重要地，他也清楚，他的观点与主张对那些掌握中国经济决策权的权力精英的影响力。离开大摩之后，谢国忠依然是中国政府颇为倚重的高级经济顾问。2008年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举办的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他是为王岐山、周小川、尚福林和刘明康做报告的被邀出席人士之一。

因此，偏执而有些自我的乌鸦先生——谢国忠，并不总是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2008年当中国股市惨跌到1800点左右的时候，10月25日，在被视为官方风向的中央电视台“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报道中，端坐在演播室的谢国忠首次表达了乐观的信息。后来，竟有媒体打出《谢国忠看多，下月反弹》的标题。

“要考虑到受众的情绪，如果是在接受凤凰卫视，我的观点会表达彻底些。同样的内容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述，然后对受众会产生不同的情绪。譬如，同样说1800点的股市，你可以说1800点的股市已经很低了，虽然，1800点的股市，其实股票还是不便宜。”

“在西方，医生如果没有对病人说出实情，那就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医生却要考虑病人的情绪。”

乌鸦的动机

在许多文明中，乌鸦具有某种特殊的意象。但在唯物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公民谢国忠自然不是一名先知。如果他是“巫师”，经济学知识和工具就是他占卜用的龟背——近30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最孜孜不倦地学习绍介这种西方舶来品。而更多开始关心自己财富增长的普通民众，也迫切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掐算财运、指点股市和房市未来前景的“占卜师”。

谢国忠一直有很强的表达欲。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博士的谢国忠去经济系旁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课。几堂课下来，发觉“这个工作好，不用动手，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很合适我”。之后他参加经济系的一次考试，轻而易举地摘得第一，顺利转系。

后来，他成了一名实用经济学家，频频亮相于各种媒体。这正是经济学家应运而生的年代，中国经济飞驰上迅速发展的快车道，人们迫切需要意见领袖们为他们做出分析和判断;而一个戴着顶级投行光环的“首席经济学家”无疑具有某种权威色彩。事实上，谢国忠也一直活跃于各种公共平台，向中国政府积极进言。财经记者们每次电话打到摩根斯坦利香港的Andy 谢办公室，分机那头的他总是迅速、清晰地给出他的分析和见解。

恐慌的年代，浮躁的年代，前途未卜的年代。2006年谢国忠离开大摩之后，一脚踏上2006年底的这一趟快车，越发“火”了起来——他坚定、鲜明的看空言论，他的“不救市”主张，总像是一颗一颗扔进社会情绪火药桶的火星子。

2007年初，当中国的股市在疯狂的轨道上奔跑，记者曾采访过他。已是“独立经济学家”身份的谢国忠谈及股市、石油、外汇、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问题时，总是意气风发、游刃有余。

“那你的动机是什么？”记者追着不放。眼镜片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的神色，迟疑了几秒说——“把风险告诉他们，让老百姓们少亏点钱。”这回答简单直白得有些匪夷所思。

从某种程度上说，谢国忠的部分预言实现了——2008年至2009年，一场如同蔓延于中世纪欧洲大陆黑死病般的灾难忽然降临，并且迅速蔓延于全球的各个大陆。

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是把某种意愿加诸于他人的可能性。”这种影响别人的欲望，用理想主义上色，就是“启蒙、改造社会、影响历史”。若是被个人的野心和私欲所操纵，那就是权力和控制欲。

谢国忠无奈地指责外界对他的不公。“人们总觉得，我是要影响别人，要拿我的意见去影响有权力的人，要把股票价格打压下去，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觉得股市跌个多少点，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

对于自己“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目前感觉还不错。“至少从大摩出来后，还有表达的空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他看来，“华尔街过去有给分析师的权力，后来个人表达的自由已很有限了。”

“不能要求太多，我喜欢写点东西，看看自己的分析正确不正确，有说话的权利，还是感到很自由的。”

他想了一想后，又说：“有人想写本书，有人想赚很多很多钱。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事？其实，都是为了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解说：去年底中央启动了四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但其中涉及的铁路、公路、水利等投资扩张项目运转周期长。因此在今年两会前，国家将出台更为直接的刺激消费措施，在财政补贴上着重于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特别是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这也被看作是保八“杀手锏”，然后经济学家对此却反应不一。

李晶(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总监)：对政府的政策肯定是有好的效果的。

解说：李晶，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总监，在过去的12年里，被多家著名财经杂志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

李晶：特别是在刺激国民的信心，我们看到已经是在12月份和1月份有一定的效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利息可能还会往下调，而且银行现在已经开始实施这种优惠的政策。这样的话，对国民的信心是一种比较好的刺激。

李芳：那您觉得中国的这些政策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谢国忠(经济学家)：这个直接补贴等等，对社会稳定是很有好处的。但对经济的拉动是有限的。我们的出口是一万五千亿美金的规模，每年过去都能增长到20%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直接补贴方面，这个规模跟出口相比的话，还是比较小的。

解说：中国22%的债务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2009年中国政府将扩大债券发行。同时，中央近15年来，首次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被视为保八的积极举措。

王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一般情况下，在刺激的时候，就是要执行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么扩张性财政政策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这个政府有没有能力，扩张性财政政策关键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而政府财政状况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政府的债务水平。

一个国家如果债务水平低的话，它可以有财政赤字，甚至一年财政赤字、两年，甚至几年财政赤字都可以。它的债务水平只要低就可以这样做，相反，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如果债务水平很高的话，那么他可能财政赤字的空间就很小。所以中国在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很大的。

这是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上也一样。中国长期出现的一直是流动性过剩，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是提息，所以有减息的空间，有释放流动性的空间。那么从刺激政策来讲，是有这样一个很大的腾挪余地的。

各种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国企业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以及外国人对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学大厦是在几个基础性学说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凯恩斯的流动性理论等。其中，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是迄今最重要的一个。他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一个更现代的表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经济实现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不过，帕累托最优未必是社会愿意看到的。比如，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归一个人拥有，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但对社会而言却是一件坏事。理论上说，这个控制土地的人可以令每个人都努力工作，而仅仅给他们以勉强维生的工资，他自己则占有全部剩余。这就是市场调节虽有效，但革命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的原因所在。
　　革命最重要的诱因就是财富集中，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在效率与公平间取得平衡，例如对收入进行必要的二次分配。但是，更多历史证据还是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所有试图过度束缚“看不见的手”的国家都失败了。例如苏联，其低效率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

套利常在
    “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是市场竞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赚钱，都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竞争使价格趋近于成本，并使低效率的参与者出局。这一点在购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购物者会在一条街上货比三家，这促使商家最终把价格降到商品成本、经营成本加利润边际（以收回投资成本）之和的水平上。在不同城市间，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存在价差，就会有人把它从价格低的城市贩卖到价格高的城市。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套利。在这个例子中，套利活动的有效性以两地间的运输成本为限，直到两地间的价差小于运输成本为止。
　　运输成本是市场竞争中的主要“摩擦力”。马可波罗用了数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来到中国。在那个时代，西方世界丝绸、香料的价格是东方的50到100倍。尽管这刺激了很多商人冒险来到东方，但在现代航运业兴起之前，这种贸易的数量不足以使其抹平东西方的价差。二战后，世界运输业最重大的发明是集装箱化。这并非什么新技术，而是将世界范围内集装箱的规格标准化，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使远洋运输的成本大大下降。
　　更有趣的是，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北极冰层不断融化，使得经过北极的商业航线成为可能，这样从东亚到欧洲的航线距离将大大缩短，甚至巴拿马运河也会成为多余。实际上，今天的运输成本已经很低了。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就是T恤价格在这两个城市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在。
    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取决于信息传播的速度。例如，证券市场指数期货的价格可能会与现货市场的价格背离，反应快的交易者会在两个市场间套利。这种交易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当然，这种机会吸引了很多人，使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价差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套利活动的利润最终会趋向于零。比如，汇丰银行的股票在香港、伦敦和纽约都挂牌交易，股价经常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对此进行套利，但这要求交易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买入、转移、再卖出的操作，才能实现利润。在实际中，这是很难做到的。操作本身需要成本，各地价格的相对高低也可能转换，所以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可能不同，并且能持续相当长时间。
　　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出口在2007年可能增至1.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40％。出口增长给GDP增长带来的直接贡献可达4个百分点；间接地，出口会刺激银行储蓄的增长，因此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
　　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当然，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利润率最终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中国已经成为轻工业产品最重要的生产者，而且我认为，这一套利过程会进一步把像汽车零件这样的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在十年内，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将从现在的2000美元上升到4000美元－5000美元。

生活成本套利难
    以上谈到的几种套利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下面我想讨论的生活成本套利则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而它可能给中国及其邻居带来深远的影响。长久以来，很多著名的出版物，如《经济学人》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进行排名。最近的调查显示，挪威的奥斯陆是世界上最贵的城市，而韩国的首尔是亚洲最贵的。这样的调查通常选取一篮子消费价格进行比较，包括房租、日用品、教育、餐饮等等。当然，由于不同地方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同，这种比较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对生活成本进行套利是很难的。即使苏州的日用品比上海便宜，上海人都到苏州去买日用品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苏州的汽车比上海便宜，套利就成为可能，因为运输成本相对价差显得很小。英国人现在会到纽约去购物，因为英镑兑美元的比价已经从十年前的1∶1升到2∶1。
　　汇率经常受到贸易平衡和资本流动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英镑的上扬与从俄罗斯和中东流入的石油美元有很大关系。尽管一些英国人到纽约去采购，但这对资本流出的影响不足以抵消那些俄罗斯大亨们给英国带来的资本流入。不过，来自俄罗斯的资本流入是暂时的，但英国人到美国的采购却会持续下去。最终，这种因素会促使英镑贬值。
    尽管购物之旅可以被看作是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工资也高，因此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份收入相仿的工作。这对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客户不在乎你住在哪里的人是可行的。有些基金经理也在加入这一队伍。比如巴菲特把家安在内布拉斯加州，因为他长线持股，不用每天都关注市场。有些经理却不得不住在纽约、伦敦、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以便及时了解每一个可能影响市场的传言。对多数人而言，搬到低成本的地方意味着只能拿到更少的工资，这使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打算。
　　不动产价格的差异是一道更难逾越的障碍。1989年夏天，我在东京工作，当时那里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房地产泡沫。我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着一座非常小的独栋房子，与旁边的房子挨得很紧，大约有120平方米。朋友告诉我，房子价值 600万美元，而他家的年收入是12万美元，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都超过6％；也就是说，不动产的价格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50倍，而房屋价值的利息收入是他们家庭年收入的3倍。我提醒他们可以卖掉房子，用收益购买美国国债，这可以让他们在美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然后等房地产价格下跌后再搬回来。但我的朋友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们日本人不这么做”。
　　正是因为日本人不曾打算套利，资金不断涌入楼市，却鲜有人获利撤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才被吹得如此之大。像纽约、香港这样交易文化发达的城市，其房地产泡沫永远不可能像当时东京那样严重。1997年香港楼市大跌时，其泡沫水平不过东京的一半。

中国的动力
　　尽管日本人可能不愿意，但利用房地产进行生活成本套利者大有人在。很多台湾人退休后搬到上海。五年前，台北房价大约是上海的3倍。一个退休者卖掉台北的房子，可以在上海买到差不多大的房子，还留下一笔储蓄。对于那些籍贯本来就在上海的台湾人来说，套利就更可行了。
　　不过现在，这一套利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两地房价相差无几。当然，这种套利对于武汉这样更便宜的城市还是可能的。有人会说，从文化归属感的角度讲，这种套利对海外华人可能比较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人就困难得多。这的确有道理，不过也有例外。我注意到，很多韩国人就因为套利而搬到了中国。
    韩国正经历着房地产泡沫。首尔的房价大约是上海的2.5倍。不过，房地产的价格总是很难比较，任何比较都含有主观性。我想讲讲我自己的观察。一套坐落在市中心的150平方米的公寓，在上海大约值350万元人民币，在青岛值180万元，在烟台100万元，在首尔却要900万元。如果一个韩国人卖掉他在首尔的房子，把家搬到烟台，他的下半生靠省下的那800万元，大可以衣食无忧。当然，你会说烟台的生活是不同的，很多韩国人会不习惯。但事实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搬到那里了。
    当地人告诉我，大约有2万韩国人居住在烟台。我觉得有些夸张了，不过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小。在烟台、威海、青岛，很多小企业都是韩国人开的。假以时日，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口都可能移民到山东。韩国有5000万人，其中5％来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这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房价或地价进行套利。在初期，这种移民会使本国消费下降，本国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也随之下降，从而刺激房价进一步上行，也进一步鼓励了向外移民的套利活动。但最终，削弱的住房需求会抵消低利率对房价的刺激作用，不动产价格会下跌，使移民套利活动不再活跃。现在看来，台湾已经到达了这一阶段。而韩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韩国人还有机会从中受益。
    对中国而言，这种移民的迁入带来资本、技术和购买力。台湾人正成为上海消费和住房市场上的重要购买力，韩国人在山东半岛上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这种套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高，如果工作机会可转移到相对欠发达的地方，住在高成本地方的居民就会想移民到低成本的地方。这种套利将持续到两地的生活成本差异不再显著为止。
    如果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这样的套利活动轻易实现，那么，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套利呢？原因在于，很多国家是不欢迎移民的。比如日本和韩国，它们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利用本国人力资源，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来实现的，这些企业通过出口给国家带来了财富。日本和韩国不大可能会欢迎大批的外国企业。西方国家则通常会欢迎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为他们可以从事本地居民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我想不出哪个国家是欢迎外国人大量移民并进入当地社会的较高阶层的。
    相对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接纳外国人。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很务实，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浓，这与很多国家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中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套利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对于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也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

1月13日，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接受《华夏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某日报说他是美国公民不是事实，他的中国护照号码是：G15053871，户籍：中国上海。他解释说，1990年他在世行工作时，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只有他一个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其它人都拿了美国绿卡，他从没向美国政府申请过绿卡。

“我不知道这家媒体为何凭空改变我的国籍，并大肆炒作这个假命题，更不存在什么我对着美国国旗宣誓之类无聊的东西。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唯一的祖国——中国。”

据悉，谢国忠在各个媒体上发稿所得稿费都是由媒体直接打进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账户，他个人分文不取。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针对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刺激经济要出重拳之说，谢国忠表示，刺激经济增长不能靠降息，降息基本没什么作用。他提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拉动房市、楼市和股市，降低增值税是关键。

谢国忠还提出了解救楼市的三招。他建议房贷利率下调3%；他辩解说，自己只在2007年11月对本报预测A股的合理价格对应的点位是2500点，其它基本都不是他预测的。他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500元，不能提太高，但要降低税率。

增值税税率太高

《华夏时报》：你觉得财政税收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中是不是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降税的空间吗？

谢国忠：那要看什么税种。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国际上是处于合理的空间，没有下调的空间。

中国现行的增值税税率17%，而欧洲是11%左右。而我们真正的增值税还不是征收的增值部分而是流通部分，所以，增值税有很大的下调空间。

《华夏时报》：那么你觉得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应该调高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对拉动内需作用有多大？

谢国忠：个人所得税减免对拉动内需作用不大。因为，中国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主要税收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10%左右。税收的起征点的确太低，应该大幅提高。

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500元，不能提太高，但要降低税率。缴税有利于公众树立公民意识。

增值税占税收的比重很大，并且很高，完全有必要大幅度下调。

三招拉动房市

《华夏时报》：你觉得拉动内需主要靠什么？

谢国忠：房市。中国大约有26亿平方米的在建住房，这部分占款很多，如果把这部分盘活，不仅可以搞活房市，而且会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

《华夏时报》：那么怎么盘活房市呢？

谢国忠：有三招比较好。第一，直接给中低收入者发钱，垫付首付款。比如湖南省，给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者每户8万元，他们是拿不出首付款的，这样就解决了首付问题。

第二，买房免税。这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对购买房屋减免税费。另一方面，购房者获得所得税减免。用税收手段刺激房市。这一条主要针对的是白领阶层和中高收入者，能交个人所得税，应该是这样的阶层。他们有一定的购买力，与第一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人群。

第三，对购房贷款降低3个百分点。中国银行业有3个百分点的存贷息差，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国有的，大股东是国家，也就是人民的，国家已经很有钱了，贫困的是人民，这3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不要了，这也是让利于民。

在坚持这样的救房市的政策中要坚持双限：限制总价，限制第一套房。你不能拿了首付款去买天价的房子；还应该严格限制是购买第一套房。

降息没用

《华夏时报》：你提到财政政策和振兴房地产市场，那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宽松吗？

谢国忠：刺激经济财政政策应该是主角，货币政策已经够宽松了。

现在问题不是银行没钱，关键是好的公司不用贷款，申请贷款的公司银行不放心，一个是对经济形势判断，一个是很多公司出现问题了，银行不敢贷。

利率不是问题的另一个例证是：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达到20—30%。

降息是杀贫济富。存款的往往是穷人，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往往是银行认为有偿还能力的人——就是富人和公司。低利率就是起这个作用。

古今中外没有低利率能刺激消费成功的先例，低利率只能让存款者收入减少，消费能力下降。

《华夏时报》：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低利率能刺激投资。

谢国忠：低利率能刺激投资的前提是有投资的领域和有投资冲动。现在的形势是，现金为王。在资产价格崩盘和严重的金融危机情况下，降息对刺激投资作用有限。

股市要有融资功能

《华夏时报》：你到底预测过多少次点位？有媒体列举了你的不同说法。

谢国忠：我只在2007年11月对你说过，A股的合理价格对应的点位是2500点，其它基本都不是我说的，或者是误解的。

《华夏时报》：你怎么看待大小非？

谢国忠：按合约办。到期就买卖呗。

《华夏时报》：最近没有新股发行，在舆论上也多提振为主，你怎么看？

谢国忠：股市不能被媒体炒起来和相关部门硬拉起来，恢复有个过程。股市是融资的地方，如果丧失融资功能就是废市。

现在IPO应该启动，让老百姓买点便宜的股票，而不是人为制造“牛市”，这样的市场最终会回归基本价值面，跌下来还是百姓遭殃。

让更多的人能买车

《华夏时报》：拉动内需必须启动楼市、股市，另一个就是车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国忠：中国的现实是，买车贵，开车便宜。买车的税费很多很高，我们的车在全球都算是很贵的了。

应该降低或者是取消这些购车的税费。让更多的老百姓圆购车梦。开车有很多好处呐，比如说，感觉世界会更近些。

当然，我们必须改变现状，让买车便宜，用车贵，比如，降低购车税费，油价则要与国际接轨。这对环保也很有利，还可以解决堵车问题。

日本东京有3千万人口，基本家家有车，但是，人家很少堵车，为什么？因为，用车贵。新加坡和英国伦敦在上下班高峰出行的车辆都要征收拥堵费。另外，停车和油价高，减少了开车。

启动车市，必须扭转现在的“买车贵，用车便宜”的局面。

这几天，谢国忠的“心里颇不宁静”，缘于他的中国国籍被无端改成美国国籍，《华夏时报》记者用单位座机打他电话一直不接听，于是，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他曾给记者打过手机），响两下他就接了。

　　“我从来没有看空过中国经济，我看空过东南亚、欧美和韩日。我只是在A股泡沫形成后提示过风险，并说合理点位是2500点。其他点位不是我说的，时间是2007年11月，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可是你怕挨骂没写出来，我才对别人说了。我说的都是这个点位，至今没变。”谢国忠对本报记者说：“看空股票并不是看空中国经济，中国的A股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经济。”

　　谢国忠对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房价跌一半、石油跌至30美元、美国和世界经济衰退、花旗一分为三、A股跌至2500点等大势预测一般都是提前两年。

　　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他2006年曾说新加坡金融机构帮助海外贪官洗钱，导致离职，去年爆出的陈水扁通过新加坡金融机构洗钱案，证明谢国忠说的对。

　　从来看多中国

　　看空欧美韩日

　　《华夏时报》：有媒体指责你是“空军司令”，一直唱空中国经济，你接受采访时说过吗？

　　谢国忠：什么是唱空？我不赞成用这个词，应该是对经济的一个预测，对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勉强可以称作看多；反之勉强叫看空吧。

　　我从不唱空任何经济体，我希望大家都很好，对于中国经济我更希望它好。对于美国经济，我只是前几年发布报告预测到其在2008年衰退，这不是我希望的，我也希望美国经济能好，这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出口企业有很大的好处。

　　我从来没有希望人家不好过，说我“唱空”，不是事实。

　　在我看来，1990年，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以来，我从没看空过中国经济。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看空过东南亚。本世纪我看空过美国，并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发表我的观点，美国将在2008年衰退，接着是日本和欧洲。

　　《华夏时报》：你真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谢国忠：怎么说呢？我对中国乐观，对美国悲观。中国勤劳，善于积累，一个表现是积极储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金融灾难。美国刚好相反。

　　所以，我选择留在中国居住，做中国公民，我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

　　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人均寿命在不断提高，科技不断创新，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有人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在发牢骚，还在生气。我要说，那是因为我们有时间生气和发牢骚，二三十年前，你连吃的都没有，为生计奔波，你哪有时间生气？这就是社会进步，解放了生产力，节省了时间，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当然，也有充裕的时间去生气。

　　我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过于膨胀的时候的确很悲观。

　　但是，经济问题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对其他问题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

　　大摩错杀谢国忠

　　2006年谢国忠发布的一份内部电子邮件直接导致他的离职，邮件说，新加坡金融机构为海外贪官洗钱，摩根士丹利为息事宁人让谢国忠“辞职”。现在看来，谢国忠并没有错，2008年爆出的陈水扁案正是通过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将赃款汇往其子陈致中、儿媳黄睿靓瑞士账户的，时间恰好是2006年前后，目前他们已经认罪。

　　说真话丢了饭碗，但是，谢国忠并没有接受教训，在股市6000点时，2008年初某证券周刊邀请了15位“经济学家”预测A股，说2008年底最高的是13000点，最低、最保守的是6700点，谢国忠说2500点，当然会挨骂。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其博客中写道：“虽然谢国忠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是其实处于弱势。很多人会因此而记得他是美国公民，至于他的声明，对于很多人来说，肯定没有副总编辑的文章来得震撼和过瘾，所以关心的人不会太多。我建议他在自己的博客里面发表声明，也算是一个澄清的方法，结果他很无奈地告诉我：我没有写博客。”

　　据本报了解，很多网站的“谢国忠”博客都是以他的名字发文章（管理员不是谢），只要有谢国忠言论都收入其中，很多文章并不是谢国忠写的，很多“谢国忠”博客的言论也不是他的。这也是大众误会谢国忠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夏时报》：那么，你发布观点主要通过哪几个媒体？

　　谢国忠：在香港《南华早报》、《财经》杂志我撰写专栏文章，接受采访最多的是凤凰卫视和你。其他媒体我说得很少，有些媒体根本没采访我就说是我说的；还有记者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把他（她）的观点说成是我说的，太多了。然后就把这些本不是我的言论转到“谢国忠”博客。那都不是我的博客，我没博客。（记者注：有很多记者在未采访谢国忠的情况下，把“谢国忠博客”中的话当成谢的言论写入新闻，谣言就这样形成了。）